原省邮电管理局纪检副书记、副厅级离休干部靳军礼1938年2月参加革命时，还差6个月满16岁。日本人来了，烧杀掠夺，村里人能跑的全跑光了。没饭吃，还要受鬼子的侮辱。靳军礼家乡河北正义县石家庄村西边的山里有穷人的队伍，“咱们是穷人，要到穷人的队伍里打日本，救中国！”抱着这种念头，靳军礼成了晋察冀边区第四分区九大队一营三连七班的战士。

    抗日战争期间，部队的生活非常艰苦，战士们的生命随时都有危险。

         1938年秋末，晋察冀边区组织秋季反扫荡，老百姓都跑光了，部队以南瓜代饭。在山西榆县，一天，部队向山上转移，后面有日本鬼子的追兵。这时，靳军礼因年龄小，当了营教导员的勤务兵。行军途中，靳军礼的军帽突然朝前飞出去了4、5米远。“打仗了，开什么玩笑？”他还以为有人和他逗乐，捡起帽子仔细一看，军帽上有个弹孔。原来是鬼子的子弹射飞了他的帽子。

    这样的危险，在以后的战争岁月里，靳军礼遇到过好几次。

         1939年夏末，靳军礼已调到四分区警卫班当警卫员。此时，河北灵寿县“陈庄”战役打响。四分区司令熊佰涛叫靳军礼往北边部队送一封急信。靳军礼刚一出发，熊司令就发现鬼子的部队正朝着四分区部队驻地行进。情况紧急，熊司令马上喊靳军礼不要去了。靳军礼年纪小、腿脚快，揣着信早已跑得老远，根本没听到要他回去的命令。靳军礼跑进村里的一条小巷，突然看到了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又急忙往回跑，却发现到处都有鬼子兵。他急中生智跑进一户老乡家。“什么时候了，你还乱跑？”这家人都躲出去了，只剩下一个70多岁的老婆婆守屋。屋外已经听到鬼子的叫喊声，靳军礼将子弹推上膛，准备和敌人拼了。他想，狗日的，来吧！你进来一个我打一个，打死两个我就赚了！老婆婆见状急忙把靳军礼拉进里屋，将他藏起来。鬼子搜了一遍，什么也没找到。他们问老婆婆看见八路没有，老婆婆摇了摇头。鬼子一气之下，放火烧了老乡的房子，藏在里屋的靳军礼被烟呛得直咳嗽。直到鬼子走了，靳军礼才返回部队。

         1941年初，靳军礼患了伤寒病，住进白求恩医院。医院经常转移，靳军礼因行走不便，被寄养在阜平县牌店村的老乡家中。时值“百团大战”，军民的生活异常艰苦，腐烂的树叶都被用来充饥。病中的靳军礼能喝上稀饭汤都算是好的了。一次，鬼子又来扫荡，老百姓四处躲藏。靳军礼走也走不了，爬也爬不动，乡亲们只好将他藏在山上，给他身上盖了些草。鬼子端着刺刀搜山，左一刀右一刀到处乱捅，几乎就要扎到靳军礼的身上。看到一些老乡在鬼子的恐吓声中从草丛中站起来，被鬼子刺得浑身是血，强行带走时，重病在身的靳军礼只能强压着怒火。

        1941年底到42年初，作为无线电报务员，靳军礼奉命调往延安。走到山西衡水河时，200多人的队伍被鬼子包围了。这支队伍中，三分之二的是女同志。组织上要求一个男同志带领两个女同志突围。靳军礼领着一位张姓、一位李姓的女同志和一位掉队的男同志向山下跑，两位女同志紧紧地抓住靳军礼的皮腰带。鬼子的子弹嗖嗖地响，从左耳朵擦过去，从右耳朵响过来。在鬼子的围追堵截下，50多位奔赴延安的热血青年被鬼子抓住。靳军礼几人从山上滚了下去，为了保护同志，靳军礼在突围中摔断了一根肋骨、碰掉了两颗门牙。

在延安宝塔山下，靳军礼见到了毛主席，参加了延安整风、大生产运动。在延安，他还学会了纺纱、织毛衣、做衣服，成为大生产的模范。

    今年9月2日，是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日。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到来之际，有着66年党龄的靳老感慨万千。他告诫我们，抗战胜利来之不易，希望年轻人铭记这段历史，莫忘国耻，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努力工作，把我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                                图/文   陈  默

    回忆起当年日本鬼子在家乡杀戮奸淫、无恶不作的种种恶行，84岁高龄的张贵江老人依然无法平息心中的怒火。这位从原湖南省邮电通信管理局离休、目前享受副厅级待遇的老干部，当年曾经真刀真枪地与鬼子“干过仗”，是一位令鬼子闻风丧胆的女“抗日战士”。

    在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记者怀着无限景仰的心情采访了张贵江老人，听她述说那“过去的事情”。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老人对半个多世纪前的记忆已变得零碎和模糊，对故事发生的年月已经无法准确推断了，但这并不能削弱这些真实的故事所带给我们的震撼和教育。在老人的叙述中，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烽火连天的岁月———

    那一年，鬼子侵入了我的家乡河北定县。定县是我党早期不少领导人的诞生地，我们西王耨村和周围两个村子当时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根据地，因而也成为了鬼子眼中“共产党的老巢”，疯狂的扫荡在腊月初六凌晨两点钟突然来袭。北方的隆冬，百姓正在酣睡，谁也没想到三个村子被鬼子偷偷包围了，鬼子用机关枪和小钢炮对准了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一阵丧心病狂的扫射和轰炸后，鬼子开始挨家挨户进行搜查，三百多人被绑起来驱赶至家乡沙河的河滩上，惨无人道的活靶射击开始了，一排又一排的亲人倒了下去，杀人不眨眼的鬼子最后竟然还将倒在血泊中、气息尚存的老百姓又用刺刀一个一个挑进了冰冷刺骨的河水中，家乡那条清澈见底的沙河顿时被染成了一道血河。我的表兄、表弟就这样死在了鬼子的枪口之下，我和姐妹们因为藏在阁楼里，才幸免一难。

    面对鬼子的暴行，亲人们一边噙着热泪收拾同胞的尸体，一边众志成城、全民皆兵地投入了抗日的洪流。当时我大概十五六岁，担任了抗日游击队的通讯员，将情报藏进辫子里巧妙地传递、晚上摸到敌占区刷标语、为党组织的秘密会议放哨、为游击队筹集粮食等成为我的主要工作。当我们用手中的土枪、锄头、铁铲伏击鬼子取得胜利的时候，当横行霸道的鬼子跪在地上高举着武器乖乖投降的时候，当我们将缴获的战利品一一清点的时候，我们心中的自豪感和民族尊严油然而生。由于积极地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我被列入了鬼子的“黑名单”中，一连三个月，鬼子四处抓我，我躲到地里，饿了，啃地里的生苞谷，困了，就地打个盹；清晨满身是霜，晚上又冷又饿……

    说到这里，张贵江老人陷入了对历史的追忆里，记者并不忍心打断她的思绪……良久，老人的眼睛渐渐变得炯炯有神起来，她骄傲地告诉记者，她曾经荣幸地亲眼看见了李大钊、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的风采，更为珍贵的是，白求恩大夫还曾经给患了感冒的她号过脉、开过药呢。

    自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以来，张贵江老人在风风雨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党的理想、信念的追求矢志不渝，个人生活却极其简朴，甘于清贫、乐于奉献、不争待遇，从这位老人身上散发出来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格魅力，让生活在今天幸福生活中的记者深深地感动着。                                                       图/文   李浩谦

               图为本报记者采访原省局宣传处处长、副厅级离休干部袁家伟。               陈 默摄

    我1929年2月6日出生在河北阜平，那是日本鬼子实行“三光”政策最惨烈的地区。1944年9月，县里要挑选两人到华北抗日联合大学读书，我是抗日军人家属子弟，成绩又好，被光荣选上。1945年3月，晋察冀军区无线电训练大队召考，年仅15岁的我立即报名，考取了报务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大举向东北运兵，企图消灭中共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独占东北。为打破国民党的企图，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依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定从关内各解放区抽调一批部队和干部挺进东北，会同东北原有部队执行发展东北的战略任务。我和部队其余14名战友被抽调到东北通信局，组建通信部队。1945年9月，我到沈阳东北局社会部工作，年底，被调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一直从事报务工作。经历了第四野战军发展过程中的东北人民自治军阶段、东北民主联军阶段、东北人民解放军阶段、东北野战军阶段和第四野战军阶段。先后随部队转战南北，参加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衡宝战役等第四野战军的著名战役。

        1946年12月至1947年4月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是东北战场最残酷的战役。当时，气温聚然降到零下30、40摄氏度，我随总部辗转在战场上。吃的是难以下咽的东北高粱米，穿的是缴获来的单薄的美式军衣。一天深夜，我们又出发了，坐在冰窖式的卡车里我冻得发抖，到目的地时双脚竟失去了知觉，被战友抬了下来。当时我们四个人负责与两个纵队10个电台保持指挥联络，战事紧急，必须24小时轮流工作，有时我还主动替战友的班，时刻保持通信指挥的畅通。历时3个半月，民主联军共歼灭国民党军4万余人，收复城镇11座，粉碎了国民党军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保卫了南满根据地，迫使国民党军在东北战场由攻势转为守势。在此次战斗中我荣立了三等功，并火线入了党。

    到1948年，东北战场是全国五大战场中我正规军数量超过国民党正规军数量并掌握了战争主动权的第一个战场。因此，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决定首先在东北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攻克锦州，把敌人关在东北就地歼灭。开始时，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不愿南下锦州作战，企图回师长春。当时，经过伪装的军列在彰武火车站整装待发，关键时刻究竟是南下还是北上，我们看见林彪还在站台上犹豫，大家都很紧张。在毛泽东批评和纠正了林彪在攻锦（州）打援问题上的犹豫之后，东北野战军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攻打锦州。10月14日向锦州发起总攻，经过３１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近９万人，生俘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

    锦州战役是辽沈战役的第一阶段，也是全战役的关键一着。当时，我们的电台设备陈旧，距战场只有5公里，炮火不断，时刻有生命危险。为了保持和3000公里远的延安等地的通信联络，我们必须等到深夜2点至4点时才能听到微弱的信号，且往往要好几遍才听得清。当时我已经是东北最著名的三个报务员之一了，每分钟能发120至140个字码，延安的信号最弱，只有我和台长能听到，由于技术过硬，我从东北开始就享受一级技术津贴。

        1949年3月下旬，第四野战军组成先遣兵团开始自华北地区南下。一路上我们的电台分别装在两部道奇大卡车上，随先遣团前线指挥部探路，收集侦察来的各方面情况汇报给总部，以确定南下线路。6月上旬，野战军主力渡过长江，在湘南对国民党军进行山地进攻战。在这次著名的衡宝战役中，我们的电台一直深入前线，保证了通信指挥的畅通。

    大半生的革命生涯，我随总部参加了第四野战军的解放战争，战胜各种艰难困苦，全力保证电台畅通，先后荣获了解放东北八一勋章、华北解放八一勋章、解放华中南八一勋章，1955年被授予中校军衔，并荣获三级解放勋章。                                                                                                 王  勇